呈贡文庙：西南联大不能忘却的一段情缘

本网讯（赵永忠）2021年4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熊思远）应昆明市政协的邀请来到昆明市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给市政协退下来的原县处级以上领导同志讲《当前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早上讲课，下午来到呈贡文庙拜谒。之所以没有用“参观”，而是用“拜谒”来描述这个行程，原因很简单，即在读书人眼里，“文庙”是心中一个神圣的所在。       “文庙”，【辞海】是这么解释的：“‘孔庙’的别称。唐玄宗开元27年（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因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明以后为与‘武庙’（关、岳庙）相对应，称孔庙为文庙。《明史·礼治四》：‘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厥里家庙，宜正父子以叙彝伦’”。
      中国的文庙，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据载，公元前478年（周敬王四十二年），也就是孔子逝世的第二年，鲁哀公下令把孔子的旧宅改作庙堂，将孔子生前的“衣冠琴车书”陈列加以奉祀。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孔子、孔庙日益显耀。公元489年（兴和元年），北魏孝文帝首次在京师洛阳建孔庙，此后历代仿效。公元630年（开元二十七年），唐太宗下诏令全国各州、县学均建孔子庙，一时孔庙大兴，州、府、县直至边陲各地都兴建孔庙……。据孔府档案记载，明清两代，全国文庙有1700余处，文庙作为文化标志也早已流传到海外华人聚居地。随着孔学在世界各地传播，海外如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德国、美国等多地皆建有文庙。
      在浩若烟海的文庙中，山东曲阜（孔子故居）可说是历史上最早、也是迄今最大的文庙。现存的曲阜孔庙建筑群绝大部分是明、清两个朝代完成的，占地327庙，庙内殿堂、坛阁、门坊等464间，仿照北京故宫建筑样式，庙宇四角还配以角楼，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例”，与相邻的孔府及城北的孔林合称“三孔”。1961年国务院把“三孔”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云南可说是全国文庙最多的省份了，云南文庙的建筑史可追朔到元代，距今也有700多年的历史。据考，有清一代，云南已有文庙86座。又据赵廷光主编的《云南文庙存佚》（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云南还有文庙数十处之多。其中，规制最严谨、建筑最恢宏、保存最完整、也可能是有文字记载历史最悠久的文庙，是始建于公元1287年（至元二十二年）的建水文庙，占地114亩，有一殿、二庑、二堂、三阁、四门、五亭、六祠、八坊等“七进院落”，2001年入选第五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与曲阜文庙、北京文庙一起被誉为中国“三大文庙”。       在云南诸多文庙中，或者说在《云南文庙存佚》中，呈贡文庙建筑群赫然在目。据呈贡志称，呈贡文庙始建于公元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距今已有600多年来的历史。期间，多次毁于战乱政变，又多次迁建、重修。庙内有大成殿、崇圣祠、东庑、西庑等，庭台楼阁，回廊石柱，古柏参天，清幽静雅，是明清以往呈贡县各级官员、乡里百姓祭祀奉孔的庙宇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殿堂；此外还有与之近在眉睫、始建于公元1818年（清嘉庆二十二年）至今保存完好的呈贡魁星阁（也称“呈贡魁阁”）；等。1993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参观呈贡文庙，“冰心默庐”（ 原名“华氏墓庐”）是一定要去看看的。抗战时期，为避敌机轰炸，著名作家冰心与丈夫吴文藻全家随西南联大辗转南迁至昆明呈贡，1938年至1940年居住于此，并留下脍炙人口的《默庐试笔》，留下了80年前呈贡幽静恬美的自然景象——
      “我的寓楼，前廊朝东，正对着城墙，雉堞蜿蜒，松影深青，霁天空阔。最好是在廊上看风雨，从天边几阵白烟，白雾，雨脚如绳，斜飞着直洒到楼前，越过远山，越过近塔，在瓦檐上散落出错落清脆的繁音。……
      我的寓楼，后窗朝西，书案便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贡八景，已可见其三，北望是 ‘凤岭松峦’，前望是‘海潮夕照’，南望是‘渔浦星灯’。 ……”
      因为诗人冰心，也或许是因为她的先生吴文藻（燕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的梅贻琦、罗常培、郑天翔、杨振声、陈达、戴世光、沈从文、孙福熙等知名学者、文学泰斗都是“默庐”的常客，如同冰心在《默庐试笔》中提到的“旧友来到，欣赏默庐”，因为“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兹华斯的诗”……
提及吴文藻，那可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的提倡者和践行者。中国社会学最早的一批学术带头人、学科奠基者，如费孝通、林耀华、黄华节、瞿同祖、黄迪、李有义、陈永龄等都曾师从吴文藻先生。其中，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顶级大师和主要奠基人的费孝通，不仅是吴文藻学生中学习最好的学生，而且与吴文藻是过从甚密的挚友，以至于费孝通的婚姻大事都是由吴文藻夫人冰心女士一手操办的。这也就不难解释“冰心默庐”的匾额是由费孝通先生亲自撰写、而冰心夫妇也欣然接受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吴文藻与费孝通，才有了呈贡文庙与西南联大那不能忘却的一段情缘——
      吴文藻（1901～1985）于1917年就读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荣获了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1929年已经是燕京大学教授的吴文藻与冰心（谢婉莹）结婚。1933年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西南联大来到云南昆明，任教于云南大学（1938年）并创立社会学系（1939年），在呈贡文庙设立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站，还留下了《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等大量中国本土社会学学术论著。 
      也就是在吴文藻任教于燕京大学期间，费孝通（1910～2005）成为吴先生的得意门生，吴不仅坚持让费孝通攻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1933～1935年)，而且推荐费孝通师从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攻读博士学位（1936～1938），期间费孝通完成了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的社会学经典著作《江村经济》。也或许是因为恩师吴文藻先生的邀请，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祖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持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彼时的费孝通，也居住在呈贡，下榻于离文庙百余步远、同属于呈贡文庙建筑群的魁星阁（也称“呈贡魁阁”，距离“冰心默庐”也就咫尺之遥）……
      新中国成立后，吴文藻与费孝通继续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受苏联模式的影响，1952年我国高校院系调整一度终止了社会学学科，但他们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国外社会学、人类学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例如，1959～1966年期间，吴文藻与费孝通（曾先后错化为“右派”）共同校对了《少数民族史志》等三套丛书。1971年为准备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吴文藻、冰心、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从下放劳动的“五七干校”抽调回中央民族学院，一同翻译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下半部）、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以及英国大文豪威尔斯撰写的《世界史纲》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中国社会学也迎来了“新的起点”的春天。1979年，费孝通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1980年，费孝通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成为该学会会员。1982年，北京大学恢复社会学系，费孝通受聘为教授，之后他三次考察浙江温州的民营经济，写下了《小商品 大市场》（1986）、《家底实 创新业》（1994）和《筑码头 闯天下》（1998）等，还留下了16卷的《费孝通文集》。
      而这一切，可以说都始于呈贡文庙的那段历史情缘。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就起步于20世纪30～40年代寓于“呈贡文庙—冰心默庐—呈贡魁阁”的“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西南联大-清华大学 国情普查研究所）。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迁至昆明并组建西南联大。1938至1946年，为躲避日机轰炸，云南大学社会系研究室由昆明城区迁至呈贡文庙。在这里，中国最早、最杰出、最优秀的一批社会学工作者吴文藻、费孝通、张之毅、陶运逵等十余人，他们深入到呈贡乡村以及邻近的禄丰、易门等县实地开展乡野调查和社会实践，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中国社会学学术成果，其中仅费孝通个人的研究成果就多达119部（篇），最著名的就有《乡土中国》、《云南三村》（与张之毅合著）等，开启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历程中著名的“魁阁时代”。
      费孝通后来回忆说“这是魁星阁的成果”，并慨叹“云南是我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所以我把云南（实指呈贡）当作我的第二故乡”（费孝通先生1986年6月、2002年3月两次返回呈贡魁阁旧居并题写“远望滇池一片水，水明山秀是呈贡”）。
      云南、云南呈贡，既是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命新起点”（费孝通语），也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新起点”（此前云南大学没有社会学系）。打开云南大学官网搜索“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它是这样介绍的：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建于1936年，首任系主任即是我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吴文藻。在他和费孝通、杨堃等著名学者任教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以及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期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成为了研究成果斐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著名系科。老一辈学者们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和优秀传统，成为云南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宝贵学术资源。
      1995年，云南大学重新恢复社会学系，并设置了社会学专业。在此之前，1992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历史系首先设立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并于1993年首度招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7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等学校之一。这两个专业的先后开设和社会学系的恢复，标志着云南大学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开始。1997年，云南大学建立人文学院，将原设于历史系内的社会工作和人类学两个专业分出，成立了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1999年，又将该系分为人类学系和社会工作系。2005年底，学校机构调整，将社会学系和社会工作系合并，划归公共管理学院，成立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15年底，云南大学院系调整，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与原民族研究院的民族学、人类学合并，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大学社会学学科有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本科专业，社会学一级学科（含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和民俗学四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民族社会学、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六个相关学科博士点支撑。”
      我是1982年8月云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1990年代云南大学院系调整时云南大学原政治系与原马列部合并组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新恢复的社会学专业一度就在我所在的学院，我也曾经承担过《社会调查与实践》等社会学专业的教学。       1999～2000年，我在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经常晚上的时间到清华、北大听讲座，曾有幸遇上费孝通先生在北大校园的一次讲座。记得是在教学楼一楼的一间教室，已经近90岁高龄的费孝通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红光满面，讲课思路清晰，声音洪亮。费孝通老先生是坐着讲的，教室里挤满了听众，前排坐着一些老师，学生们有座位上坐的有走道上站的，包括教室黑板前的空地上也都席地坐满了人。讲课的时间一小时左右，讲什么记不不大清楚了，更多的是回顾他在年轻时代的求学经历和对今天莘莘学子的成长鼓励。我那时还有不起手机（2001年我才用上了手机），所以没有留下费孝通老先生“最后一堂课”的珍贵影像——那可是费孝通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具经典意义的社会学“布道”，我有幸遇上了，且终身难忘！
      眼下，我翻阅着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部书系当时十四堂讲课的讲义，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费孝通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前言中写道：
     “这里收集的是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接触的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
      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是一面探讨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面前，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主要是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这是当代中国大学的“师训”吗？应该是！
此时，我想到了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据说是从组成西南联大之前的三所学校各自的校训综合而来的。北大的校训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辩”；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云南大学的校训是“会泽百家 至公天下”。据说是取义于云南大学的两幢标志性建筑——会泽院与致公堂。
我是这样体会的，这些气吞山河、铿锵有力的“校训”，不都同样地指向费孝通先生的期盼——“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如是，我们的大学就有了希望！我们的国家就有了希望！
或者，这就是我参观拜谒呈贡文庙的一段情缘，一段久远、绵长、凄婉、昂扬的情缘！
 
 
文稿：云南大学教授熊思远